去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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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窗外，英国的玉米地。
田园风景，读书。
属于美国原野的音乐《秋日传奇》。
天很蓝，视线辽远。
我读书不能专心，总是时断时续。
《江村经济》。
我将书扣在桌上，开始写笔记。
钢笔划过纸页有舒适的沙沙声，淡蓝色，和天一样。
窗外的玉米地，风景，读书，我一样一样写。
田地金黄，山风曲线柔和。
红顶小别墅，一栋一栋，有树林。
我写字的双手在抖，火车每越过一处铁轨与铁轨的联结，字迹就分岔。
山风上有阳光，公路，小汽车。
花园一家一家。
田野一马平川，看得见风，芦苇似的长草，黄色的野菊。
有大地的气息。
田地整齐，没有分成一小块一小块。
房门口有信箱。
有滑梯。
有彩色的儿童车。
房子里有抽水马桶。
这多么奢侈。
我停下来。
钢笔没水了。
字迹开始苍白，跟不上思想。
“你还有笔吗？”我问我的旅伴。
他也没有。
我翻找了一会儿，最终放弃了。
“算了，不写了。
反正也没意义。
” 我合上本子，重新翻开书。
书里写着小块水田，铁耙，木质水渠，酿肥的粪坑，帆船。
写着作为嫁妆的两百块钱的衣物。
这是多么多么不同。
所有这一切。
耳机里的旋律慢慢宏大，像拉开一片天地之间的帷幕，用辽阔的草原推起一个人的背影，那人消失在风里。
我心里被三重风景搅乱了。
宁静温暖的英国乡野，碎裂古老的中国乡野，辽远粗犷的美国乡野。
视觉，文字，音乐，当三种感觉都化为想象，我不知道哪一种更加真实。
我想记录所见到的东西，完成我拖了很久没能完成的硕士论文，可是景物在我眼前飞过，我什么也记录不下来。
我的旅伴一直沉默而包容地陪着我。
他见过大世面，明白我的困惑。
我的困惑何等平凡，所有刚刚离别故土看到异乡乡野的人，都曾被这多重画面击中过。
他也这么经历过，所以他知道这没什么。
这只是开端，路还很远。
他不教导我，只是默默地陪伴。
我的旅伴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老人，一生经历过风风雨雨，起落都已大而化之。
他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，幼年的记忆与流亡相随。
十岁的时候战争开始爆发，八年之后是另一场战争。
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的舅舅家住过几年，流亡避难，战争全部结束之后，才回国与家人重逢。
这时他才知道，他和他的父亲失散了。
他的父亲已经到了海峡的另一侧，而他和他的母亲守着北方的一片农场度过了后来的五十年。
让他父亲度过余生的那个岛屿，他从没有去过。
他在国内上了大学，可他少年时的海外经历让他性质可疑，三次被划成右派，两次被平反，一次被放逐。
他的一生以写字为生，研究乡野，像我一样用钢笔在本子上划下淡蓝的天空。
他的钢笔用坏了很多支，在那些放逐的年月里，他在寂寞的农田旁边，在别人午睡的时候写满了十个本子。
他为农村写了一生。
他后来又出国了，在已经没有人追讨他的悔过书的时候，走过了很多国家，见到了很多很多片乡野。
这时的他走到哪里都能坐在上宾之位了，可是这时的他已经完全不介意坐在什么座位上了。
此时此刻，他就在我身旁，淡去了所有动荡的征尘，平和得像我的爷爷。
我的论文写了一年，也许永远都写不完了。
白纸上有一种怆然的意味，我想着这丰富庞然的自然的一切，心里的力不从心越来越强，我想我永远都没办法记下所有看到的东西，所有意味深长的东西，所有值得比较的东西了，它们就像这阳光里的长草，每一丝都有无尽的生与死的奥秘。
可是我将永远写不下它们。
我低下头，发现水杯空了。
“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打水，去去就来。
” 我向我的旅伴示意，起身向隔壁车厢走过去。
英国的火车一般都不拥挤，空座很多，零零星星的旅客多半安静地坐着，每人手里捧一本小说，轻质灰色纸张，厚而轻，封面有烫金的书名，阅读者的眼睛看到另一个时空。
在书的车厢里，没有人在场。
或许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在心里怀着对生命的众多疑惑，但是没有人开口，没有人用言语的水流冲开躯体的封闭。
我慢慢地路过他们，同样不说话。
我知道大家为什么不开口。
唯一比内心疑惑更让人恐惧的，就是把这样的疑惑晾晒到众人可见的日光里，像鱼干一样晾晒，枯干。
我走向车厢的隔间玻璃门，手中握着我的玻璃杯。
窗外忽然出现了一片低头的黑色向日葵，匍匐哀伤像一大片倾颓的梦想，太阳还在照耀，然而黑色的海洋赫然在土地上连绵起伏，硕大的花冠成群结队地低落着，花瓣干枯而脆弱，茎干仿佛不堪重负。
这景象让我的心情低落起来。
我的头脑中回响起刚刚放下的书里的句子：我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些知识，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。
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一句话。
耳机里音乐变了，变成了埃尔加大提琴绝望的高潮。
车厢门很重，费力地向一侧拉开，声音的热浪立刻将我包围。
三个男人坐在最近的一张桌旁打扑克，都穿着跨栏背心，套着短袖的确良衬衣，敞着怀。
斗地主，我一看就知。
他们一边摔着牌一边大叫，两个农民兴高采烈地斗，眼看就要将地主憋死在家里了，地主捏着手里的一把牌，嘴里嘀嘀咕咕，脑门上已经冒了汗。
他连连说着运气不好，早知道就不当地主了。
一个男人嘲笑说你这把牌不错，是你自己打臭的。
地主抹着汗说，就稍微好那么一点，也没比你们好哪儿去，哪架得住你们人多势众。
农民笑着说，谁让你是地主呢，活该。
两个农民很快赢了下来，笑着大喝，从输了的地主身前一人捡出一块钱，拍着手庆祝胜利。
卷了边的红桃黑桃重新摊开在桌上，带着汗水的滋味，重新混成一叠。
所有牌都忘了身份，洗牌，分牌，重新来过。
很快又有了新一轮的地主，形势变了，刚才的农民现在变成了接受挑战的角色。
天地易主，刚才的地主捋起袖子，往手心吐了口唾沫，拿起牌，脸上终于挂起了笑容，全心投入新一轮械斗。
他们玩得投入，天昏地暗，顾不得其他。
我艰难地往前挪着步子。
在打牌的男人身后，有几个人正在嗑瓜子，聊天，显得很平静。
再往前又有人打牌，叫着闹着堵着通道，全车厢似乎只有眼前的这几个人没有在打牌。
我见一时过不去，就在他们身边坐了下来。
绿皮硬座很舒适，硬朗、粗糙、挤得暖暖和和、没有小灯耳机空调之类闲七杂八讨厌的小东西。
身旁的几个人各有各的模样。
一个看上去大我几岁的农村少妇，一个十几岁背着硕大的旧书包的男孩，一个穿一件土灰色中山装的中年城里人，还有一个光着脚卷着裤管的老大爷，穿着蓝布上衣，蹲在座位上，啃着一个馍，就着一包榨菜，看起来吃得很香。
我看着他吃，自己也饥肠辘辘起来。
“大爷，您还有馍吗？” “没有啦。
”大爷摇了摇头，“讨馍的人太多啦。
” “怎么？很多人向您讨吗？” “唉，你是不知道啊。
那可多了去了。
不是跟我讨，是跟车讨。
我也是上了车才有馍。
没上来的可都讨不着啦！唉，好多人都没上来啊。
你是新来的，没见过。
那人多的时候啊，大家都追着火车跑，从道边伸着手扒着车，生生地往上爬，那密密麻麻的，火车都开不动了，吭哧吭哧，慢得还没人跑得快，人们就都跟着追啊，有的都跑到火车头前面去躺着，自己轧死了不说，还差点儿把火车都掀翻了。
我也是这么爬上来的，从一个山坡上忽一下，跳上来，差点儿摔死。
那时候摔死的人多啊，饿死的更多，也有两人打死的，随便往哪儿扒开个草坑，就都是死人。
就这么着，人们还玩命冲呢。
” “真的吗？”我听得很茫然，想象着他的话，“那这火车也够结实的。
” “可不！”大爷连连点头，“结实！还是上车好啊。
” “那些没上来的人后来呢？” “没馍呗！” “有多少人哪？” 大爷摸了摸头，想了想，答不上话。
他捏着手里的半个馍，吃了很久还没有吃完。
一旁的中年人开口替他答了：“二千四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〇二个人。
” 我诧异了：“这么精确？” 他指指身旁厚厚的一摞本子，说：“我一直在记录。
” “您也是爬车上来的吗？” 他点点头：“不过我比他们上的早。
我比现在的司机上得都早。
” “哦，您是在发车以前就上车啦？” “不是。
这车一直走着，现在这司机之前有别的司机。
” “这样啊。
”我恍然大悟地点点头，“那您在这儿专门负责记录人数吗？” “人数，还有馍数。
” 老大爷插话道：“别信数字。
数字最不可靠。
” “怎么会？”我说，“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啊。
” “不可靠。
”老大爷也讲不出道理，只是一副沧桑的样子摇着头，“数字最不可靠。
” 接下来静了一会儿，我默默地开始看书。
他们都在嗑瓜子，清脆的咔哒声在一片吵闹的玩牌人的背景中显得分外轻灵。
这唇齿间的轻灵让四周像是静了下来，几个人仿佛从其他人中间隔离开来。
我偶尔抬头看窗外，电线杆有规律地掠过，大片大片农田像方格子的被子，色彩绚丽，一直铺到山腰上。
金黄色是干枯的麦秆，暗红色是发育不好的玉米穗，灰黑色是带刺的没有叶子的枝条。
颜色真多。
有时能看见一个茶农在山窝的小块地里挥动锄头，想必是隐居山外的风流隐士。
火车穿过山岭，一会儿明一会儿暗，常常是明晃晃地亮了一瞬，随即就进入隧道，黑漆漆地开上一路。
隧道真多。
我有点看不进去，书上的字在忽明忽暗之间晃，晃得人头晕。
风景印在额头。
“好容易出趟门，看啥书啊？”老大爷招呼我，“还不赶紧抓紧时间接触下社会？你们读书人，接触社会都少喽。
” 我脸红了一下，连忙点头：“您说的是。
” 一直没有说话的男孩子插嘴问我：“你看的是什么书啊？” “《江村经济》。
”我指给他看。
“哦，江村我知道。
”他说，“离我家不远。
” “是吗？”我有点惊喜。
“你为什么看这书啊？”他问。
“因为我要写一篇硕士论文，写了很久都写不完。
” “为什么写不完？” “因为我常常写不下去。
我坐着，面对着白纸，总会想，这么认真地写和不认真地写，最后有区别吗？人总归是要死的。
说了一千句话和说了一句话是一样的，完成没完成也是一样的，就好比这车厢，我们最终所有人都要到站，不管你在这车里大喊大叫还是安静坐着，最后都一起下车，根本不因为你喊叫就有什么不同。
写不写终点都一样。
” “所以你就不写了？” “那倒不是。
”我坦白地说，“我只是写的时候常常这样胡思乱想，时间就耽误过去了，该写的没写，该看的书也都没看，自然写不完。
” “不是所有人终点都一样的，”沉默的农村少妇说，“我娘说过，你这辈子仔细看着路，下辈子就能上对车，下辈子以后终点就不一样啦。
” “哪儿有下去还能再上来的？”我说，“又不是公园的观览车。
” “你不懂。
”她摇摇头，目光凝注地看着窗外，紧紧抱着自己的包裹。
“你这是要去哪里呢？”我问她。
“我去找我男人。
” “去哪儿找？” “我不知道，”她望着空中的某个地方，“但我仔细等着，下辈子准能找到。
” 男孩对我们的悲观都不以为然，说：“车厢也是个很大的世界啦，下车以前也还能体验到好多事情，就把这些车厢都走一遍也值了。
更何况，还能学着看路，把这周围的路看清楚，可以告诉司机，如果他开错方向了就纠正他，要不然我们大家不是都到不了目的地了吗。
” 我看着他，他的目光像他下巴上的胡子一样柔软生动，还完全没有覆盖粗糙的空气膜，他还那么小，离死还那么遥远。
我转向穿中山装的中年大叔，他一直没有插话，似乎已经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。
我猜他心里有答案，只是已经过了愿意说的年纪。
“您怎么想呢？”我问他，“如果您知道有一天您记下的这些数字终究化成灰，您辛辛苦苦用尽力气说的话最终没有一点用处，您也一样孜孜不倦吗？” 他在回答之前，
田园风景，读书。
属于美国原野的音乐《秋日传奇》。
天很蓝，视线辽远。
我读书不能专心，总是时断时续。
《江村经济》。
我将书扣在桌上，开始写笔记。
钢笔划过纸页有舒适的沙沙声，淡蓝色，和天一样。
窗外的玉米地，风景，读书，我一样一样写。
田地金黄，山风曲线柔和。
红顶小别墅，一栋一栋，有树林。
我写字的双手在抖，火车每越过一处铁轨与铁轨的联结，字迹就分岔。
山风上有阳光，公路，小汽车。
花园一家一家。
田野一马平川，看得见风，芦苇似的长草，黄色的野菊。
有大地的气息。
田地整齐，没有分成一小块一小块。
房门口有信箱。
有滑梯。
有彩色的儿童车。
房子里有抽水马桶。
这多么奢侈。
我停下来。
钢笔没水了。
字迹开始苍白，跟不上思想。
“你还有笔吗？”我问我的旅伴。
他也没有。
我翻找了一会儿，最终放弃了。
“算了，不写了。
反正也没意义。
” 我合上本子，重新翻开书。
书里写着小块水田，铁耙，木质水渠，酿肥的粪坑，帆船。
写着作为嫁妆的两百块钱的衣物。
这是多么多么不同。
所有这一切。
耳机里的旋律慢慢宏大，像拉开一片天地之间的帷幕，用辽阔的草原推起一个人的背影，那人消失在风里。
我心里被三重风景搅乱了。
宁静温暖的英国乡野，碎裂古老的中国乡野，辽远粗犷的美国乡野。
视觉，文字，音乐，当三种感觉都化为想象，我不知道哪一种更加真实。
我想记录所见到的东西，完成我拖了很久没能完成的硕士论文，可是景物在我眼前飞过，我什么也记录不下来。
我的旅伴一直沉默而包容地陪着我。
他见过大世面，明白我的困惑。
我的困惑何等平凡，所有刚刚离别故土看到异乡乡野的人，都曾被这多重画面击中过。
他也这么经历过，所以他知道这没什么。
这只是开端，路还很远。
他不教导我，只是默默地陪伴。
我的旅伴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老人，一生经历过风风雨雨，起落都已大而化之。
他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，幼年的记忆与流亡相随。
十岁的时候战争开始爆发，八年之后是另一场战争。
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的舅舅家住过几年，流亡避难，战争全部结束之后，才回国与家人重逢。
这时他才知道，他和他的父亲失散了。
他的父亲已经到了海峡的另一侧，而他和他的母亲守着北方的一片农场度过了后来的五十年。
让他父亲度过余生的那个岛屿，他从没有去过。
他在国内上了大学，可他少年时的海外经历让他性质可疑，三次被划成右派，两次被平反，一次被放逐。
他的一生以写字为生，研究乡野，像我一样用钢笔在本子上划下淡蓝的天空。
他的钢笔用坏了很多支，在那些放逐的年月里，他在寂寞的农田旁边，在别人午睡的时候写满了十个本子。
他为农村写了一生。
他后来又出国了，在已经没有人追讨他的悔过书的时候，走过了很多国家，见到了很多很多片乡野。
这时的他走到哪里都能坐在上宾之位了，可是这时的他已经完全不介意坐在什么座位上了。
此时此刻，他就在我身旁，淡去了所有动荡的征尘，平和得像我的爷爷。
我的论文写了一年，也许永远都写不完了。
白纸上有一种怆然的意味，我想着这丰富庞然的自然的一切，心里的力不从心越来越强，我想我永远都没办法记下所有看到的东西，所有意味深长的东西，所有值得比较的东西了，它们就像这阳光里的长草，每一丝都有无尽的生与死的奥秘。
可是我将永远写不下它们。
我低下头，发现水杯空了。
“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打水，去去就来。
” 我向我的旅伴示意，起身向隔壁车厢走过去。
英国的火车一般都不拥挤，空座很多，零零星星的旅客多半安静地坐着，每人手里捧一本小说，轻质灰色纸张，厚而轻，封面有烫金的书名，阅读者的眼睛看到另一个时空。
在书的车厢里，没有人在场。
或许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在心里怀着对生命的众多疑惑，但是没有人开口，没有人用言语的水流冲开躯体的封闭。
我慢慢地路过他们，同样不说话。
我知道大家为什么不开口。
唯一比内心疑惑更让人恐惧的，就是把这样的疑惑晾晒到众人可见的日光里，像鱼干一样晾晒，枯干。
我走向车厢的隔间玻璃门，手中握着我的玻璃杯。
窗外忽然出现了一片低头的黑色向日葵，匍匐哀伤像一大片倾颓的梦想，太阳还在照耀，然而黑色的海洋赫然在土地上连绵起伏，硕大的花冠成群结队地低落着，花瓣干枯而脆弱，茎干仿佛不堪重负。
这景象让我的心情低落起来。
我的头脑中回响起刚刚放下的书里的句子：我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些知识，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。
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一句话。
耳机里音乐变了，变成了埃尔加大提琴绝望的高潮。
车厢门很重，费力地向一侧拉开，声音的热浪立刻将我包围。
三个男人坐在最近的一张桌旁打扑克，都穿着跨栏背心，套着短袖的确良衬衣，敞着怀。
斗地主，我一看就知。
他们一边摔着牌一边大叫，两个农民兴高采烈地斗，眼看就要将地主憋死在家里了，地主捏着手里的一把牌，嘴里嘀嘀咕咕，脑门上已经冒了汗。
他连连说着运气不好，早知道就不当地主了。
一个男人嘲笑说你这把牌不错，是你自己打臭的。
地主抹着汗说，就稍微好那么一点，也没比你们好哪儿去，哪架得住你们人多势众。
农民笑着说，谁让你是地主呢，活该。
两个农民很快赢了下来，笑着大喝，从输了的地主身前一人捡出一块钱，拍着手庆祝胜利。
卷了边的红桃黑桃重新摊开在桌上，带着汗水的滋味，重新混成一叠。
所有牌都忘了身份，洗牌，分牌，重新来过。
很快又有了新一轮的地主，形势变了，刚才的农民现在变成了接受挑战的角色。
天地易主，刚才的地主捋起袖子，往手心吐了口唾沫，拿起牌，脸上终于挂起了笑容，全心投入新一轮械斗。
他们玩得投入，天昏地暗，顾不得其他。
我艰难地往前挪着步子。
在打牌的男人身后，有几个人正在嗑瓜子，聊天，显得很平静。
再往前又有人打牌，叫着闹着堵着通道，全车厢似乎只有眼前的这几个人没有在打牌。
我见一时过不去，就在他们身边坐了下来。
绿皮硬座很舒适，硬朗、粗糙、挤得暖暖和和、没有小灯耳机空调之类闲七杂八讨厌的小东西。
身旁的几个人各有各的模样。
一个看上去大我几岁的农村少妇，一个十几岁背着硕大的旧书包的男孩，一个穿一件土灰色中山装的中年城里人，还有一个光着脚卷着裤管的老大爷，穿着蓝布上衣，蹲在座位上，啃着一个馍，就着一包榨菜，看起来吃得很香。
我看着他吃，自己也饥肠辘辘起来。
“大爷，您还有馍吗？” “没有啦。
”大爷摇了摇头，“讨馍的人太多啦。
” “怎么？很多人向您讨吗？” “唉，你是不知道啊。
那可多了去了。
不是跟我讨，是跟车讨。
我也是上了车才有馍。
没上来的可都讨不着啦！唉，好多人都没上来啊。
你是新来的，没见过。
那人多的时候啊，大家都追着火车跑，从道边伸着手扒着车，生生地往上爬，那密密麻麻的，火车都开不动了，吭哧吭哧，慢得还没人跑得快，人们就都跟着追啊，有的都跑到火车头前面去躺着，自己轧死了不说，还差点儿把火车都掀翻了。
我也是这么爬上来的，从一个山坡上忽一下，跳上来，差点儿摔死。
那时候摔死的人多啊，饿死的更多，也有两人打死的，随便往哪儿扒开个草坑，就都是死人。
就这么着，人们还玩命冲呢。
” “真的吗？”我听得很茫然，想象着他的话，“那这火车也够结实的。
” “可不！”大爷连连点头，“结实！还是上车好啊。
” “那些没上来的人后来呢？” “没馍呗！” “有多少人哪？” 大爷摸了摸头，想了想，答不上话。
他捏着手里的半个馍，吃了很久还没有吃完。
一旁的中年人开口替他答了：“二千四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〇二个人。
” 我诧异了：“这么精确？” 他指指身旁厚厚的一摞本子，说：“我一直在记录。
” “您也是爬车上来的吗？” 他点点头：“不过我比他们上的早。
我比现在的司机上得都早。
” “哦，您是在发车以前就上车啦？” “不是。
这车一直走着，现在这司机之前有别的司机。
” “这样啊。
”我恍然大悟地点点头，“那您在这儿专门负责记录人数吗？” “人数，还有馍数。
” 老大爷插话道：“别信数字。
数字最不可靠。
” “怎么会？”我说，“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啊。
” “不可靠。
”老大爷也讲不出道理，只是一副沧桑的样子摇着头，“数字最不可靠。
” 接下来静了一会儿，我默默地开始看书。
他们都在嗑瓜子，清脆的咔哒声在一片吵闹的玩牌人的背景中显得分外轻灵。
这唇齿间的轻灵让四周像是静了下来，几个人仿佛从其他人中间隔离开来。
我偶尔抬头看窗外，电线杆有规律地掠过，大片大片农田像方格子的被子，色彩绚丽，一直铺到山腰上。
金黄色是干枯的麦秆，暗红色是发育不好的玉米穗，灰黑色是带刺的没有叶子的枝条。
颜色真多。
有时能看见一个茶农在山窝的小块地里挥动锄头，想必是隐居山外的风流隐士。
火车穿过山岭，一会儿明一会儿暗，常常是明晃晃地亮了一瞬，随即就进入隧道，黑漆漆地开上一路。
隧道真多。
我有点看不进去，书上的字在忽明忽暗之间晃，晃得人头晕。
风景印在额头。
“好容易出趟门，看啥书啊？”老大爷招呼我，“还不赶紧抓紧时间接触下社会？你们读书人，接触社会都少喽。
” 我脸红了一下，连忙点头：“您说的是。
” 一直没有说话的男孩子插嘴问我：“你看的是什么书啊？” “《江村经济》。
”我指给他看。
“哦，江村我知道。
”他说，“离我家不远。
” “是吗？”我有点惊喜。
“你为什么看这书啊？”他问。
“因为我要写一篇硕士论文，写了很久都写不完。
” “为什么写不完？” “因为我常常写不下去。
我坐着，面对着白纸，总会想，这么认真地写和不认真地写，最后有区别吗？人总归是要死的。
说了一千句话和说了一句话是一样的，完成没完成也是一样的，就好比这车厢，我们最终所有人都要到站，不管你在这车里大喊大叫还是安静坐着，最后都一起下车，根本不因为你喊叫就有什么不同。
写不写终点都一样。
” “所以你就不写了？” “那倒不是。
”我坦白地说，“我只是写的时候常常这样胡思乱想，时间就耽误过去了，该写的没写，该看的书也都没看，自然写不完。
” “不是所有人终点都一样的，”沉默的农村少妇说，“我娘说过，你这辈子仔细看着路，下辈子就能上对车，下辈子以后终点就不一样啦。
” “哪儿有下去还能再上来的？”我说，“又不是公园的观览车。
” “你不懂。
”她摇摇头，目光凝注地看着窗外，紧紧抱着自己的包裹。
“你这是要去哪里呢？”我问她。
“我去找我男人。
” “去哪儿找？” “我不知道，”她望着空中的某个地方，“但我仔细等着，下辈子准能找到。
” 男孩对我们的悲观都不以为然，说：“车厢也是个很大的世界啦，下车以前也还能体验到好多事情，就把这些车厢都走一遍也值了。
更何况，还能学着看路，把这周围的路看清楚，可以告诉司机，如果他开错方向了就纠正他，要不然我们大家不是都到不了目的地了吗。
” 我看着他，他的目光像他下巴上的胡子一样柔软生动，还完全没有覆盖粗糙的空气膜，他还那么小，离死还那么遥远。
我转向穿中山装的中年大叔，他一直没有插话，似乎已经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。
我猜他心里有答案，只是已经过了愿意说的年纪。
“您怎么想呢？”我问他，“如果您知道有一天您记下的这些数字终究化成灰，您辛辛苦苦用尽力气说的话最终没有一点用处，您也一样孜孜不倦吗？” 他在回答之前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