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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六处一直都知道奥林匹克体育馆里有地鼠----什么地方没有?在伦敦也有,就像莫斯科,就像波恩,就像华盛顿。

    内奸就像鱼缸里的藻类,放久了,就一定会长出来。

    反间部门已经在监控两个嫌疑人,不过迟迟没有下手逮捕,因为这两个人的行踪能够暴露更多关于斯塔西的信息:和谁见面?在哪里?斯塔西最近对什么感兴趣?----收益暂时大于风险,等藻类长得太过了,再刮掉也不迟。

     安德烈抄下了借书卡上的编号和标题,到图书馆里转了一圈,然而编号并不匹配任何书架,前台那位戴着眼镜、充满同情心的馆员帮安德烈查阅了库存档案,遗憾地表示没有任何一本书叫《笨兔子和三个朋友》,也许先生记错了,或者有人恶作剧?先生是不是想给儿子或者女儿找一本好看的童话书?要不要试试《小熊莫里茨》?孩子们都喜欢。

     “也许改天吧,谢谢你。

    ”安德烈收起借书卡,把帽子按回头上,冲图书馆员点点头,走了,到法占区的另一个图书馆去碰碰运气,同样一无所获。

    为了迷惑斯塔西派来的跟踪者,安德烈继续步行了差不多三公里,走进一家书店,随便买了一本书。

    接着买了一瓶酒,最后去了花店,抱着一束裹在报纸里的玫瑰出来,显得像在为别人挑选生日礼物。

    他赶上了下班高峰前的最后一班客流稀疏的地铁,回到位于夏洛滕堡的公寓里,随手把花束丢进垃圾桶,放上唱片,继续琢磨那张借书卡。

     那本“书”纯粹是个暗号,只有卧底和“赫尔曼先生”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    既然他们采用这种曲折的沟通方式,可疑人物如果不是极度谨慎,就是不方便物理意义上约见情报官,意味着他或者她容易被己方的监视团队认出来,剩下两个可能性:外交使团成员,或者某个部门的管理者。

    好几年前,汉斯死后不久,他在斯塔西的旧线人君特不是提到过类似的事吗?“我认为‘赫尔曼’在你们或者美国人‘家里’招揽了地鼠,而且职位不低”。

     安德烈丝毫不喜欢这两个可能性。

     负责打扫奥林匹克体育馆一楼厕所和走廊的那位土耳其女人,属于安德烈的“羊群”。

    情报官时不时塞给她十马克,请她帮忙盯梢办公室里的某一个或者几个人。

    这次也不例外,安德烈在楼梯间和她见面,送给她一盒骆驼牌香烟,清洁工接过去打开,看了一眼里面塞着的两张五马克钞票,把烟盒塞进围裙里。

     “你又想打听谁?” “一个地方,准确来说,不难。

    留意这两天有谁到失物招领处找东西。

    ” 奥林匹克体育馆实际上没有一个正式的失物招领处,那不过是衣帽间的一个角落,无人打理,各个办公室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落满灰尘的雨伞、手套和茶杯扔到那里去,每年圣诞假期前再清理掉。

    现在还没到夏天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