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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丑、清代的六部尚书
清代的六部尚书，也沿袭明制。
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，尤其是吏兵两部。
全国用人调兵，都归这两部管。
皇帝上谕下颁，要经六部，全国事情上去，也要经六部，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。
清代的六部，权就小得多。
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，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。
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。
照理讲，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，他该负责计划，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，侍郎只是他副手，事权该由首长负责。
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，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，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，这样一来，尚书就管不着侍郎。
从前的六部，每部一尚书，一侍郎，本来是正副长官。
清代则要满汉分开，有一个中国尚书，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。
有两个中国侍郎，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。
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，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。
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，一部之中，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，还有四个副的，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。
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，里面讲些什么事，又是谁也不知道。
请问尚书六部，还能做些什么事呢？六部不能做事，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。
在明代，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，虽是小官，皇帝下来的公事，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。
他们这些反对，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。
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，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，给事中照法理言，也只在反对宰相，不在反对皇帝呀！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，可是皇帝上谕，送尚书六部，六部就各有给事中，他们要反对，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。
直到明代快亡国，内部流寇张献忠、李自成猖獗作乱，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，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，此即所谓先安内，后攘外。
这本也不错。
商之兵部，兵部尚书也无异议。
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，他们群起反对，皇帝无奈何，把兵部尚书撤了。
有人说，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。
政策总难贯彻，发言盈庭，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。
近代西方民主政治，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。
大总统或内阁总理，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，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。
中国以前没有政党，政事一切公开，大家可以发言。
临到国家危机之际，外交问题，军事问题，有时绝对需秘密，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。
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，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，危急临头，不免要吃亏。
但就常数平均，秘密政治，独裁政治，总是利不敌害。
民主政治，公开政治，总是害不胜利。
中国传统政治，若说凭技术，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。
最可宝贵处，就是在公开。
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。
因有一制度存在，一切凭制度处置。
要不公开也不可能。
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，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，尚书、侍郎都可单独上奏，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，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，但已经台谏合一，失其本职了。
就政治常理言，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。
譬如兵部，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，兵部侍郎是副主官，一正一副，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，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，兵部侍郎又那样讲，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。
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，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，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。
这道理很简单。
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，只是法术，不能说它是制度。
清代六部尚书、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，上面已说过。
然而除此以外，不论什么人，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。
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，翰林院有编修、检讨等员，照理是清望之官，虽无政治实权，而地位则很高，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。
到了清代，也不准“专折言事”。
地方官呢？只有总督、巡抚、藩台（布政使）、臬台（按察使）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，道及以下的府、县，都不能专折言事了。
比起明代来，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，这相差就太远了。
清代这些规定，若说是制度，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。
试问除了私心外，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？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。
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，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，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，故叫做卧碑。
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。
第一，生员不得言事；第二，不得立盟结社；第三，不得刊刻文字。
这三条禁令，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，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，所谓三大自由了。
东西双方的现代史，在这上，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。
讲起来，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。
卧碑立于顺治五年。
有名的金圣叹，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。
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，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，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。
我们从这些地方看，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。
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，公开发言的。
也不仅明制如是，历代都如是。
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。
这成什么制度呢？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。
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，向来都归吏部管。
五品以下，吏部有权可以用。
五品以上，吏部开名字给宰相，由上面来决定。
明朝废了宰相，大臣改为廷推，由九卿、七卿公议决定。
但吏部尚书的意见，是受大家尊重的。
小官任用，则权仍在吏部。
清代大官，由皇帝特简，吏部不知道，也不用什么廷推了。
下面小官，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，还归吏部铨叙，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，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。
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，清代必须有引见，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，才得正式去上任。
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，都在皇帝受理。
照清代，任何样的小官，皇帝都引见。
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，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，告诉社会上：这是皇帝的权。
你不见到皇帝面，芝麻大的官，你也休想做。
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，而不是制度。
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。
私心的制度，即便是法术。
法术是专讲手段，不论意义的。
若说法术有意义，则只是些私意义。
乙、清代地方政府 在明代，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。
总督、巡抚非常设，有时派出，事完撤销。
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，布政使成为其下属，总督、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了。
这种制度，还是一种军事统制。
如是则地方行政从县到府，而道，而省，已经四级。
从知县到知府，到道员，到布政使，上面还有总督、巡抚，就变成为五级。
可是真到军事时期，总督、巡抚仍不能作主，还要由中央另派人，如经略大臣、参赞大臣之类，这是皇帝特简的官。
总督、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。
总之，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。
满洲军队称八旗兵，为国家武力主干，全国各军事要地，都派八旗兵驻防。
下面的绿营，说是中国军队，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。
这两种军队，饷给是显分高下的。
各省总督、巡抚，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。
中国人做到总督、巡抚封疆大吏的，虽也有，却不多。
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，二百多年间，只有一个岳钟麟。
到了太平天国之役，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，曾左胡李，替满洲人再造中兴，从此封疆大吏，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。
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，封疆大吏，又都启用满洲人，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。
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，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，而这种军事统制，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，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。
丙、清代的各禁区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，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，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。
这个退步，就留在关东三省。
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，不许中国人出关。
我们已讲过：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，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。
辽河东西两岸，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。
战国时代属于燕。
秦始皇筑万里长城，东边直到大同江。
无论如何，清代奉天一省，两千年前，早就是中国的。
两千年来，也一向是中国的。
清代把它划出去，做他们的禁地，不许中国人出关。
直到光绪末年，河北、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。
当时的台湾，也划为禁地。
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，还不断有人造反，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。
这是为了管理不易，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。
以上两个禁地外，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。
这也是中国地方，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，不许添住一户家，也不许多垦一亩地。
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，他们的目的，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，不使相接触。
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。
第四个禁地是新疆。
因此地土壤肥沃，尚未开辟，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，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，故不许中国人前往。
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，禁令始弛，汉人
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，尤其是吏兵两部。
全国用人调兵，都归这两部管。
皇帝上谕下颁，要经六部，全国事情上去，也要经六部，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。
清代的六部，权就小得多。
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，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。
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。
照理讲，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，他该负责计划，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，侍郎只是他副手，事权该由首长负责。
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，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，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，这样一来，尚书就管不着侍郎。
从前的六部，每部一尚书，一侍郎，本来是正副长官。
清代则要满汉分开，有一个中国尚书，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。
有两个中国侍郎，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。
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，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。
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，一部之中，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，还有四个副的，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。
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，里面讲些什么事，又是谁也不知道。
请问尚书六部，还能做些什么事呢？六部不能做事，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。
在明代，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，虽是小官，皇帝下来的公事，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。
他们这些反对，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。
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，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，给事中照法理言，也只在反对宰相，不在反对皇帝呀！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，可是皇帝上谕，送尚书六部，六部就各有给事中，他们要反对，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。
直到明代快亡国，内部流寇张献忠、李自成猖獗作乱，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，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，此即所谓先安内，后攘外。
这本也不错。
商之兵部，兵部尚书也无异议。
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，他们群起反对，皇帝无奈何，把兵部尚书撤了。
有人说，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。
政策总难贯彻，发言盈庭，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。
近代西方民主政治，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。
大总统或内阁总理，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，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。
中国以前没有政党，政事一切公开，大家可以发言。
临到国家危机之际，外交问题，军事问题，有时绝对需秘密，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。
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，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，危急临头，不免要吃亏。
但就常数平均，秘密政治，独裁政治，总是利不敌害。
民主政治，公开政治，总是害不胜利。
中国传统政治，若说凭技术，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。
最可宝贵处，就是在公开。
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。
因有一制度存在，一切凭制度处置。
要不公开也不可能。
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，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，尚书、侍郎都可单独上奏，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，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，但已经台谏合一，失其本职了。
就政治常理言，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。
譬如兵部，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，兵部侍郎是副主官，一正一副，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，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，兵部侍郎又那样讲，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。
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，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，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。
这道理很简单。
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，只是法术，不能说它是制度。
清代六部尚书、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，上面已说过。
然而除此以外，不论什么人，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。
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，翰林院有编修、检讨等员，照理是清望之官，虽无政治实权，而地位则很高，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。
到了清代，也不准“专折言事”。
地方官呢？只有总督、巡抚、藩台（布政使）、臬台（按察使）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，道及以下的府、县，都不能专折言事了。
比起明代来，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，这相差就太远了。
清代这些规定，若说是制度，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。
试问除了私心外，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？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。
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，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，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，故叫做卧碑。
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。
第一，生员不得言事；第二，不得立盟结社；第三，不得刊刻文字。
这三条禁令，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，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，所谓三大自由了。
东西双方的现代史，在这上，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。
讲起来，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。
卧碑立于顺治五年。
有名的金圣叹，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。
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，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，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。
我们从这些地方看，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。
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，公开发言的。
也不仅明制如是，历代都如是。
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。
这成什么制度呢？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。
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，向来都归吏部管。
五品以下，吏部有权可以用。
五品以上，吏部开名字给宰相，由上面来决定。
明朝废了宰相，大臣改为廷推，由九卿、七卿公议决定。
但吏部尚书的意见，是受大家尊重的。
小官任用，则权仍在吏部。
清代大官，由皇帝特简，吏部不知道，也不用什么廷推了。
下面小官，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，还归吏部铨叙，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，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。
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，清代必须有引见，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，才得正式去上任。
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，都在皇帝受理。
照清代，任何样的小官，皇帝都引见。
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，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，告诉社会上：这是皇帝的权。
你不见到皇帝面，芝麻大的官，你也休想做。
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，而不是制度。
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。
私心的制度，即便是法术。
法术是专讲手段，不论意义的。
若说法术有意义，则只是些私意义。
乙、清代地方政府 在明代，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。
总督、巡抚非常设，有时派出，事完撤销。
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，布政使成为其下属，总督、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了。
这种制度，还是一种军事统制。
如是则地方行政从县到府，而道，而省，已经四级。
从知县到知府，到道员，到布政使，上面还有总督、巡抚，就变成为五级。
可是真到军事时期，总督、巡抚仍不能作主，还要由中央另派人，如经略大臣、参赞大臣之类，这是皇帝特简的官。
总督、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。
总之，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。
满洲军队称八旗兵，为国家武力主干，全国各军事要地，都派八旗兵驻防。
下面的绿营，说是中国军队，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。
这两种军队，饷给是显分高下的。
各省总督、巡抚，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。
中国人做到总督、巡抚封疆大吏的，虽也有，却不多。
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，二百多年间，只有一个岳钟麟。
到了太平天国之役，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，曾左胡李，替满洲人再造中兴，从此封疆大吏，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。
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，封疆大吏，又都启用满洲人，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。
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，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，而这种军事统制，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，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。
丙、清代的各禁区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，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，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。
这个退步，就留在关东三省。
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，不许中国人出关。
我们已讲过：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，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。
辽河东西两岸，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。
战国时代属于燕。
秦始皇筑万里长城，东边直到大同江。
无论如何，清代奉天一省，两千年前，早就是中国的。
两千年来，也一向是中国的。
清代把它划出去，做他们的禁地，不许中国人出关。
直到光绪末年，河北、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。
当时的台湾，也划为禁地。
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，还不断有人造反，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。
这是为了管理不易，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。
以上两个禁地外，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。
这也是中国地方，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，不许添住一户家，也不许多垦一亩地。
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，他们的目的，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，不使相接触。
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。
第四个禁地是新疆。
因此地土壤肥沃，尚未开辟，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，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，故不许中国人前往。
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，禁令始弛，汉人